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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茶，周汉时期又称为“苦茶”，它原是一种野生的山茶科常绿灌木的芽叶。后来随着饮茶的普及，茶的需要量日益增多，渐渐把它引入庭园栽种，唐朝的茶产量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，唐代齐已有“尝茶”诗道：“旗枪冉冉绿丛园，谷雨初晴叫杜鹃。”
这两句诗表明，唐朝已经能够生产高级“旗枪”茶，在早春时节，“旗枪”生长繁茂，一片嫩绿充满茶园，谷雨之初的晴天正是采摘的最佳季节。当时也已经能收获野生的更高级的茶——荣茶笱(茶芽)。唐代陆羽《茶经》说：“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，茶之笋者，生石沃土，长四五寸，若薇厥始抽，凌露采焉。”正所谓“褒然三五寸，生必依岩洞”(皮日休诗句)。此种野生茶芽，其植株矮小，长不过三五寸，生长于烘石沃土或岩洞之畔，当属茶中珍品，品位之高，可想而知。
茶到唐朝时，已由文人雅士的享用品，成为“人家一日不可无”之物，人们普遍嗜茶，《新唐书》称之为“尚茶成风”。部分茶瘾大者，竞以茶叶掺入米粥中同煮，谓之“茗粥”。唐代杨华《膳夫经手录》说：“茶，古不闻食之。近晋宋以降，吴人采其叶，煮，是为‘茗粥’。”唐代白居易曾亲手种植茶树，作诗说：“平生无所为，见此心依然。”
唐代陆羽对茶颇有研究，对茶文化造诣很深，被视为当代的“茶神”。他撰写的《茶经》，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茶的专门著作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论茶的专门著作。《茶经》的问世，是茶文化发展到一个鼎盛时期的标志。诸如茶的性状、品质、产地、采制、烹饮方法及饮茶器具等，书中均作了论述。
唐朝时的茶叶品质已有明显的档次，如旗枪、茶旗二者近似，“盖茶味虽均，其精者在嫩芽。取其初萌如雀舌者，谓之枪；稍敷而为叶者，谓之旗。”(《避暑漫录》)皮日休说：“茶旗经雨展，石笋带云尖。”说明茶的嫩叶叫做旗，茶的“云尖”“雀舌”称作枪。又如茶简、茶枪，都属茶的芽尖，所谓“茶萼未展者曰枪”，品质比前者更胜一筹。他的“早采者为茶，晚采者为茗”，是指采得早的茶叶较嫩，采得晚的茶叶较老。可见茗虽然是茶的通称，但在古时一度寓有老茶之意。
茶叶的焙制，在唐朝已经有了专门的设备和器具。皮日休作《茶焙》诗称：凿级碧岩下，恰应深二尺。泥易带云根，烧难碍石脉。初能燥金饼，渐见于琼液。九里皆焙茗，相望在山侧。
诗中指出，在碧岩之下凿一个2尺深的坑，坑上置“茶培”，坑中文火烧，使“茶焙”中的鲜茶渐渐被烘干，直至鲜茶中(揉出)的浆液干燥。像这样的以焙茶为名的坑有许多，在山中绵延几里路。这一焙茶的设备规模，真可谓蔚为壮观。那么，所指“茶焙”是什么?原来是焙茶之具。宋朝蔡襄在《茶录》中注解说：“茶焙，编竹为之，裹以苗叶，盖其上，以收火也；隔其中，以有容也；纳大其下，去茶尺许，常温温然，所以养茶色、香、味也。”
关于煮茶技艺、饮茶用水和茶具的选择，唐朝时已相当讲究。茶鼎，是煎茶用的器具，系由铁铸成。皮日休有《茶鼎》诗描写说：“龙舒有良匠，铸此佳样成。立作菌蠢势，煎为潺声。”关于煎茶用水，《茶经》指出：“其水用山水(泉水)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”陆龟蒙也说：“新泉气味良”。饮茶用的杯盅，称做“茶瓯”。这种茶瓯十分精致，被形容为“圆似月魂堕，轻如云魄起”。《唐语林》记载：“李琦性又嗜茶，能自煎……客至不限瓯数，竞日执茶器不倦。”
茶道，在唐朝已经盛行，当时的茶屋中，从茶的煎烹到澈茶、饮用，有一整套严格的规范。在茶屋中有“茶博士”专执其事。陆羽《茶经》问世，当时的德宗皇帝李适召陆进宫煮茶，喝后称赞不已，于是“茶道大利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”。
《茶经》问世以后，有关茶书著述很多，迄至清朝，约有100多种。这些茶书均在《茶经》的基础上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充实，有所创新，构成了光辉灿烂的中国茶文化的花环，把茶文化从唐朝的鼎盛时期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点。
时至今日，我国仍是产茶大国，并把茶文化传往世界各地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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